一件抗日义举，最终却被自家人瓦解，这多少让人觉得出人意料。它不仅揭示了时局的复杂，也道尽了冯玉祥将军复出之路的重重困境，以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从建立到覆灭的悲壮历程。
将军的无奈选择
中原大战之后，冯玉祥将军选择在山西汾阳隐居，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从未停歇。他持续关注时局，并积极与旧部和两广力量保持联系，同时主动与中共代表萧明等人会晤，共同探讨救国出路。1931年底，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的铁蹄踏上东北，冯玉祥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达了强烈不满。他满腔热忱地参与了南京国民党的会议，提出了多项抗日救国方案，但由于当局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他的愿望全部落空。1932年3月24日，他带着满腹郁闷，再次前往泰山隐居。
在泰山的日子里，冯玉祥并未放弃对国家未来的思索。他不断加强与各方势力的联系，尤其注重与共产党方面的沟通。他逐渐认识到，要实现救国理想，仅仅抗日是不够的，必须将抗日与反蒋结合起来，而这离不开实力的集结。当时，山东的韩复榘不愿支持他的抗日行动，而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恰好担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哈尔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西北军曾经的活动区域，这给了冯玉祥新的希望。1932年10月9日，他在宋哲元的掩护下，秘密移居张家口，开始为抗日积蓄力量。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及整个华北的局势迅速恶化，察哈尔省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在此危急时刻，冯玉祥与中共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在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他开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汾阳军校的三千多名师生，在教育长尹心田和副校长支应遴的带领下，于四月末全部抵达张家口，成为冯玉祥的重要力量。吉鸿昌将军也热烈响应，变卖家产购置军械，于四月一日奔赴张家口。方振武将军则在五月二十日率部从山西赶来。此外，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旧部也陆续抵达。冯玉祥还收编了一些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如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以及蒙古自卫军和察哈尔地方武装。到五月，冯玉祥联络到的武装力量已达数万之众。
绝地反击的号角
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活动引起了南京政府的高度警惕。从1933年一月到四月，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人多次派遣王法勤、黄少谷等代表前往张家口，试图劝说冯玉祥离开察哈尔，甚至采取诱骗手段，但都被冯玉祥坚决拒绝。他向身边的人明确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然而，察哈尔的战事却已迫在眉睫。四月下旬，日军第八师团在进攻南天门阵地的同时，也开始对察省重镇多伦发起攻势。四月二十九日，多伦沦陷。紧接着，日伪军继续南犯，于五月二十四日占领沽源，察哈尔省全境岌岌可危。
就在察省形势垂危的当天，冯玉祥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军各地代表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告同盟军正式成立，并被推举为总司令。他在通电中直指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痛斥政府“不抵抗而弃三省”、“假抵抗而失热河”，甚至扣留民众义捐、不拨军费的荒谬行径。他强调：“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这一通电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日精神，北平、天津、上海、广东、武汉等地的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声援，表示“誓从公后，湔雪国耻”，拥护冯玉祥率师抗日。
同盟军成立后，冯玉祥立刻着手整顿部队。虽然队伍人数众多，但情况复杂，许多部队弹药缺乏，给养困难，有的甚至连军装都无着落。冯玉祥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讲解抗日救国道理，以鼓舞士气，同时多方筹集物资，补充装备。六月十五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明确规定同盟军的宗旨是“外抗暴日，内除国贼”，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冯玉祥任主席兼总司令，吉鸿昌、方振武等赫然在列。
多伦血战的荣光
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冯玉祥迅速调整军事部署，并组织收复察东的战役。六月二十日，他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统率大军北进。六月二十二日，同盟军先头部队张砺生部进逼康保，激战三小时后收复康保。六月二十六日，沽源伪军刘桂堂部通电反正，同盟军乘势击退伪军，沽源光复。七月一日，宝昌也被收复。
察东三县相继光复，同盟军士气大振，乘胜进军多伦。多伦是察哈尔省的门户，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侵占多伦后，将其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七月四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三路迅速进攻多伦。七月七日，同盟军各路对多伦发动总攻，日伪军凭借坚固工事和优势火力拼命顽抗。
经过两天三夜的激战，至七月十日晚，久攻不下的吉鸿昌亲自率领敢死队，袒臂匍匐前进，三次爬城，但未能成功，同盟军伤亡惨重。七月十一日拂晓，同盟军再次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更重，被迫暂时后撤。七月十二日凌晨一时，吉鸿昌利用夜色再次组织猛攻，先期潜入城内的同盟军数十人鸣枪响应，敌军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过三小时巷战，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至此，失守七十二天的多伦终于被同盟军收复。在察东战役中，同盟军共歼灭日伪军一千余名，自身亦伤亡一千六百多名。
腹背受敌的绝境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特别是血战多伦的壮举，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祝贺，组织慰问团，捐款捐物支援前线。七月十三日，张家口各界举行庆祝大会，谴责国民党当局“唯知失地辱国，颜事敌”，赞扬同盟军“义旗奋举，志切报仇”。七月十四日，上海各团体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称赞说：“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平津各大报纸也醒目标题刊登收复多伦的消息。国民党高级将领李烈钧、程潜等也电贺冯玉祥，并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冯玉祥顺应全国人民要求，于七月二十七日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并发出成立通电，表示将“全力赴之”。
然而，正当抗日同盟军为收复察东失地浴血奋战之际，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却在密谋扼杀这支抗日力量。七月三日，全力“剿共”的蒋介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祥“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七月六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调集十六个整师，共十五万余人，于七月底在察哈尔边境集结待命。七月十二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增派部队入察。
与此同时，日本也与南京政府暗中呼应，趁机向冯玉祥和同盟军施压。七月十四日，日使馆武官柴山兼四郎面见何应钦，提出口头警告，指责同盟军违反《塘沽停战协定》。七月二十二日，日机侦察多伦后，沿多伦、张家口大道直飞康保，散发传单，声称同盟军如不退出多伦，日军将大举进攻。同时，日军调集两个旅团及伪军共两万余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
抗日同盟军处在国民党军和日伪军的环攻夹击之中，形势日趋严峻。冯玉祥一面针锋相对地回击日本的武力讹诈，拒绝日方提出的撤退要求，并强硬表示将全力夺回热河，同时命令吉鸿昌、张凌云等严加戒备。一面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呼吁各方主持正义，阻止国民党入察部队继续推进，并给予同盟军道义和物质援助。冯玉祥的呼吁得到了全国各方的积极响应，国民党西南政委会、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中央委员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否则将“取断然处置”。上海废止内战大同盟会也致电南京政府，指出冯氏抗日“应予容纳”，应“避免武力”。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鼓励冯玉祥“坚持到底，力排魔障”。
全国舆论反对对察省用兵，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也公开为冯玉祥鸣不平，迫使南京政府未敢立即全面开战，但仍坚持取消同盟军。七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发出“俭电”，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冯玉祥提出解决察事的四项原则，核心是要求他取消各种军政名义，服从中央，不收编散军土匪，不引用“共匪头目”。冯玉祥于七月三十一日发出通电，严厉批驳了蒋汪“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抗日“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
最后的挽歌与警示
蒋汪发出“俭电”的同时，还派遣蓝衣社特务潜入察省，利用同盟军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将领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则被暗杀，造成同盟军思想上的混乱与动摇。而且，北平军分会命令平绥路局停止张家口、宣化通车，切断了察省与外部的弹药和粮食运输。面对如此困境，冯玉祥于八月三日、四日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考虑到如果与国民党军开战，不利于整个抗日大局，遂希望原察省主席宋哲元回察，以便在二十九军的掩护下，保存一部分抗日力量。最终，他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
八月五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要求政府命令宋哲元回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六日，宋哲元发表复职通电。七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九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务。八月十二日，宋哲元抵达张家口。八月十四日，冯玉祥抱憾离开张家口，再次登上泰山隐居。
冯玉祥的离去，使得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在南京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然而，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部，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将方、吉两部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一万五千人转移到张北附近，准备会师商都，创建察绥抗日根据地。八月十六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职，后将所部改称“抗日讨贼军”。
方吉部队的征途异常艰难。他们北上商都时，发现国民党军已先行到达，难以立足。南下道路也被国民党军占据，他们遂向东开往独石口，后转战于丰宁、独石口、怀柔、密云等地。这支部队一路昼伏夜行，备极艰难。他们有段时间无盐缺粮，只能以苞米、地瓜、花生充饥，甚至六天未吃盐，导致体弱无力。直到进入密云、怀柔，生活才得以改善。但困难的局面有增无已，原来同盟军的汤玉麟按兵不动，而刘桂堂为蒋介石收买，在独石口还与抗日同盟军交战两天，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警讯。
路越走越窄，各路围剿军队从四面压来。东、西、南三面被蒋军包围，北面是日军。天上还有日机绕来绕去。部队进军昌平，汤山像一道凶煞的门神挡住了去路。抗日同盟军已由运动战陷入四面包围。一场夺取汤山的激战随即爆发。时任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政治部政治指导员的张继五，在时隔四十八年后，对此战还记忆犹新。他回忆道，吉鸿昌、方振武和骑兵师长王英都亲临前线。吉鸿昌袒臂抽出大刀，高声说道：“我们穷人就是不怕死，我们现在不用枪，就拿刀和他们拼！”喊着“杀！”就冲上前去。这是一个让人热血澎湃的搏杀场面，但在国民党军商震、关麟徵、庞炳勋等部的堵截包围下，同盟军部队伤亡惨重，最终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
十月十六日，方振武、吉鸿昌为保存抗日力量，另谋抗日出路，忍痛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离开部队。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乔装潜回天津，继续进行抗日活动。然而不久，他被南京政府逮捕、审讯，于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英勇就义。而曾与方、吉一同血战汤山的王英，在同盟军被缴械解散后退居兰州，担任甘肃省政府参议。直到1935年，他投降日军，被梅津美治郎任命为大汉义军司令，从此开始了耻辱的汉奸生涯。1936年，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痛击的正是王英的伪军。1937年和1939年，王英又相继担任伪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和伪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在日本人的指挥下对傅作义部不断骚扰。
笔者以为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无疑是日本的持续进攻与国民党的疯狂阻挠。同盟军一些将领的动摇，以及中共前委后期工作的失误，也加剧了其困境。然而，这场抗日斗争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同盟军将士将近半年的英勇斗争，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残内媚外”的行径，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北方各省乃至全国的抗日反蒋斗争。同时，它也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大举进犯。
这场悲剧，也让人不得不思考那个颠倒的世界。抗日英雄浴血奋战却惨遭围剿，而妥协退让甚至卖国投敌之人却能苟活，甚至得以升迁。是非无从裁判，忠奸已然难分。在一个扭曲的时代，一点魔鬼的引诱，某些人就会堕向深渊，王英的转变无疑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察哈尔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盟军将士的斗争业绩必将永载史册，成为历史洪流中一道不容忽视的警示与反思。这场抗争的结束，并未让国民党换来真正的安定，反而让日军更看清了当局的虚弱，为后续的全面侵华埋下了伏笔。忠魂虽逝，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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