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夏日之中,南京福州路的一座旧兵营里召开了华东野战军老兵座谈会。会上,一位长期居住在东北的老排长突然发问:“我们曾在长津湖与陆战1师交手,他们不是自称有二万五千人马吗?”与会的一名作战科员沈仲贤查阅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坚定地回应:“那只是未开战前的满额编制数,实际在冰雪覆盖的山谷中,史密斯将军怎么可能拥有那么多人?”此言一出,让众多自认为对战争历史了如指掌的中年干部们不禁面露惊讶。这一小插曲后来被载入《长津湖会议谈话要点》中,但鲜有人对此进行深入探究。
追溯至七年前的1950年10月26日,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陆续抵达了釜山。一踏上这片土地,指挥官奥利弗·史密斯海军少将便察觉到,补充兵员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按照美军总参谋部批准的临战编制,陆战1师本应拥有官兵共计24124名。但在上舰清点过程中,实际携械的战斗人员仅约16500人,剩余的则是后勤保障人员、勤务人员或仍在本土接受训练的新兵。总计下来,核心的作战力量勉强能维持四个团加上十三个营的规模,这一点在海上装载清单上有着清晰记录。
外界之所以仍旧坚称“25000”,其根源其实并不深奥。1944年,美国海军作战部在修订《两栖作战单位基数表》之际,将陆战师的理论编制人数定为24878人。二战落幕之后,国会启动了大规模的裁军行动,然而,那份文件中的数字并未作出任何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谈及美军编制时,众多研究者往往不假思索地引用了旧有的表格,这样的错误逐渐被误认为是常识,并被反复引用。
更有趣的是,在拍摄《太平洋战争》这一系列时,好莱坞为了追求画面的宏伟,竟然在旁白中硬是将团属迫击炮连、反坦克连等部队的人数按照“满编”来描述;随后,国内的一些翻译工作者将这一脚本直接套用到长津湖战役中,因而得出了“陆战1师=25000人”这样的结论,实则经不起细致推敲。
需重归兵员现实。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陆战一师驻扎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彭德尔顿兵营,其编制人数确实接近于一万八千人。鉴于总统有权直接调动海军陆战队,无需国会批准,史密斯的部队因而保持了较高的战备状态。然而,战时增设的工兵、军械和摩托运输等直属营并非能够“一声令下”即刻全员登舰。部分技术兵种必须负责西岸的后勤装载、装备检修以及随军补给弹药,两者皆不能无人值守。
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陆战爆发,标志着陆战1师首次实行“整团编制”投入战斗。当日的登陆名单上,共有24124名士兵随队出征,其中18000人为师部直属及四个主力作战团,其余6000余人则隶属于临时编组或配属单位。一个月后,史密斯将军率领部队转战至东岸的元山,展开了第二次登陆作战。在海上装卸过程中,大量装备受损,为此,临时抽调了超过千名士兵参与修复工作。抵达长津湖地区时,师部前指核对名册,实际可投入战斗的步兵火炮手仅有16500余人,这一数字与志愿军九兵团的战场侦察结果相吻合。
先看三个战斗团:
陆战第1团,由刘易斯·普勒上校担任团长。该团下辖三个营,并配备有机炮连与侦察排。团部携带着大量的重型装备,因此其穿插与机动的速度相对较慢。
陆战第5团,由雷蒙德·默里中校指挥。该团作为先锋部队,编制完整,兵力总计约3300人。
陆战第7团,由霍默·利兹伯格上校担任团长。在仁川登陆战役中,该团虽遭受的损失相对轻微,但补充兵员未能及时到位。及至长津湖战役爆发,经过折算,实际兵力仅剩约2900人。
炮兵第11团麾下设有四个营,总兵力达到约3000人。据此推算,我军的主力作战部队兵力大致在13000人左右。
众多史籍未曾记载的师直属营,实则构成了“虚胖”数字的真正源头。
第1两栖坦克营
• 第1海岸营、
• 第1维护营……
在这些单位中,仅有不足三成能够抵达长津湖前线。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案例是第1摩托运输营。该营原计划编制人员为785人,然而在启程上山时,仅拆分了A、B、C三个连队,共计270人,其余人员则留在了兴南港负责装卸补给。
在我军志愿部队一次行动中,某连在新兴里成功俘获了两名美国勤务兵。在审讯过程中,翻译官好奇地询问:“你们的部队不是有二万五千人吗?”面对这个问题,美军士兵无奈地摊开双手,用英语回应:“Sir, only half are in the hills.”(先生,山里头只有一半。)这一段审讯对话已被收录于军事科学院档案馆,从字句间流露出被俘者的无助感。
谈及兵力部署,不妨再细观一番。美第十军将陆战1师与陆军第7步兵师并列,形成双头利矛,自南至北深入长津湖地区。其阵势布置,与美军惯用的“三角师”战术如出一辙——前方部署两个团,后方一个团殿后,炮兵则分散随行。然而,地形之狭窄,使得队伍呈现出一种看似“蛇行”的推进态势。若从高空俯瞰,当时五个主要据点呈现出一条狭长的折线: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土里、真兴里,直至德洞山口。
柳潭地区尤为繁华,汇聚了陆战第5团、第7团的主力部队以及炮兵第11团的三个营,兵力总计约8400人;而下碣隅里则设有师部指挥所、直属营以及第1团的3营,兵力不足4000人;古土里作为真兴里的坚实后盾,第1团的2营与英41皇家陆战队特遣队合计约2700人;真兴里则由第1团的1营与一个炮兵连驻守,兵力大约1000人。粗略估算,前沿阵地兵力约为16500人,与接触报告所载相符。
常有人将“九兵团15万人”与“陆战1师2.5万人”进行对比,以此断言这是不对称作战的极限。然而,这种比较存在两个忽略之处。首先,九兵团当时实际参与长津湖战役的兵力是两个军八个师,约七万人;其次,九兵团所面对的并非仅是一个陆战师,而是由美第十军东线指挥的约26000人以上的混合部队——这其中包括了“北极熊团”以及社仓里之美3师65团。若采用更为公允的对比方式,应将双方兵力称为七万对二万六,相差不到三倍。
此外,将美国陆军步兵师与日本陆军常设师团相提并论实属不当。以火力、通信以及装甲支援的强度为衡量标准,美军一个师的作战能力至少是日军师团的二倍有余。因此,九兵团所遭遇的综合战斗力,远非仅仅是纸面上的“师”所能比拟。
装备上的差异同样十分显著。陆战1师配备各式坦克近百辆,拥有155毫米加榴炮三十门,105毫米加榴炮五十四门,履带装甲车辆超过百辆,轻重机枪总数超过千挺。而九兵团的重型火炮却被滞留在鸭绿江的北岸,战场上只能依赖迫击炮以及37毫米和57毫米战防炮勉强支撑;水冷式重机枪在零下30度的低温下常会结冰,强行射击甚至会导致炸膛。宋时轮在事后反思:“非战斗减员人数比预估翻了一番,冻伤和饥饿削弱了众多兵力。”
战损情况究竟如何?根据美军战地救护的统计数据,从11月26日到12月11日,陆战1师在战斗中伤亡4418人,非战斗减员7313人,总计损失11731人,减员率达到了约71%。这一数据与陆战1师在战后进入二线休整长达一年半的事实相吻合。至于电影中所描述的“全师几乎覆灭”和美方所宣称的“光荣突围”,实际上都只是艺术上的夸张。实际情况介于这两种说法之间——陆战1师虽然并未被彻底消灭,但被迫撤离了东线的主战场,并且携带的重型装备也遭到了大量炸毁和掩埋。
“海军工兵奉命炸毁桥梁,以阻止任何反击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无力回天。
志愿军九兵团所经历的苦难同样不可忽视。据后勤卫生部在1951年2月呈报的数据显示,共有38079人遭受冻伤,这一数字几乎占据了减员人数的六成。26军政委张池明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述:“山上风起,水壶结冰,即便是高粱米也冻得坚如铁钉。我们唯有以炒面拌雪为食,凭借顽强的意志勇往直前。”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他们仍能发起夜战和实施多路伏击,这正是长津湖精神的真实写照。
有人不解,为何陆战第一师与韩国第十一师一同被调往大邱山区执行“清理后方”任务,却未及时得到补充和转战?原因并非其他——伤员归国接受治疗的时间通常在90至120天,康复率不足半数;严重冻伤导致截肢的士兵更是难以重返战场。被誉为“快速反击之剑”的陆战师,骨干力量流失严重,短时间内已不复具备集群突击的战斗力。
长津湖战役并非仅以“二万五对十五万”的简单数字概括,亦无“几千对几万”的夸张比例。确切而言,在环境封闭、气候极端、装备差距极大的逆境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凭借七万之众,迎战东线美军第十军二万六千人的庞大阵容,并集中火力对陆战1师实施重创。战役最终迫使敌军放弃既定进攻计划,撤退至兴南,撤退过程中更不惜爆破大量重型装备。
——相较于影视作品及坊间流言,对峙双方的人数、编制及其损耗情况要复杂得多。真实情况深藏于尘封的档案之中,亦存留于幸存者的记忆之河。随着掌握资料的增加,愈发能感受到那些数字背后所蕴藏的冷酷与残酷。同时,也逐渐领悟到“陆战1师25000人”的说法实则是一则误传,而非不可动摇的铁定法则。
【以下为延伸内容】
往往被遗忘在角落,兴南港内藏匿着那些未曾踏足北方的“隐形营地”。
包括第1两栖坦克营、第1海岸营、第1维护营、第1军械营,以及另外两支摩托化运输分队。这些部队在传统的战争史籍中往往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而,它们的存在对于主力部队的人力和战斗力评估却是至关重要的。
审视人员构成,以第1维护营为例,该营部及下辖三个连共计1421名官兵,主要负责车辆、火炮及光学仪器的维修工作。鉴于折返周期较长,这批技术精英被史密斯留驻港口,其职责不仅涵盖陆战1师,还需兼顾第7师和第3师送来的故障装备维修。根据档案编号“X-1324/1950”的港区修理统计表,截至12月11日,维护营共抢修了M26坦克17辆、M45坦克11辆、M24轻型坦克8辆、装甲运输车27辆以及各类火炮52门。若贸然将这些人马派遣至山地,无疑是将后勤补给线直接暴露于志愿军火力范围之内。史密斯深知此中风险,不敢轻率行事。
再观火力支援方面,第1海岸营配备了155毫米岸炮和90毫米高炮,这些装备原定用于滩头防御和对舰射击。在长津湖战役形势严峻之际,该营中有一炮兵连曾提议北上支援,然而这一提议却被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所驳回。其理由是:若兴南港沦陷,整个东线的海上撤退通道将随之丧失。事实表明,这番决策不仅保住了第十军退路的最后一丝希望,同时也使得陆战1师在战斗人员统计中意外地减少了大量人数。
第三个关键要素在于补给节奏的掌控。美军的后勤保障体系高度依赖于港口的仓储以及陆上交通的运输能力。从兴南至长津湖的公路全程达160公里,沿途地形崎岖,坡陡弯多。摩托化运输营每日能够运送至山上的弹药与燃料总量不过两三百吨,这远远低于实际需求量。若那六个所谓的“幽灵营”伴随部队北上,公路将被满载的两栖坦克拖车和维修车辆堵塞得水泄不通,反而会减缓前线的推进速度。因此,选择保留这些部队在后方,虽然看似保守,实则是一种无奈之举。
众多国内研究文献引用了战后美国陆战队司令勒梅的精辟总结:“若非支援单位留守兴南,长津湖之战的幸存者将难逃一劫。”从纯粹的战术层面来看,此言并非过誉之词。若没有后方的维修与补给支持,即便陆战1师成功突破重围,也难以完成向咸兴的长途跋涉。透过兴南港口那一排排闪耀的钢铁货箱,可见美军对于后勤补给线的极致重视。
驱逐舰与巡洋舰在外海严密警戒,岸炮火力范围相互交织,夜袭的成功率极低。
九兵团的远程炮兵装备口径有限,射程亦颇为不足,因而难以对港区构成有效打击。
在气温降至零下三十度的寒夜,携带炸药,于冰面上悄然潜行,这对突击队员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极致的考验。
十万多官兵以及伴随的约三十五万朝鲜难民从该港口撤离。深入探究,我们发现那些被忽视的“幽灵营”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保证了超过百万吨作战物资的装载进度。这一点从侧面佐证了之前文章的核心论点——在一线作战的陆战1师实际参战人数仅约一万六千,而后方则有大批量技术和后勤单位承担着至关重要的支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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